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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述往】。
作者：張曼菱。
將結業(yè)了。一個下午，北大31樓227房間。
舍友莉莎進門，遞給我一封信，說：“或許這是你在等候的。”。
一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封，在赤色的單位名稱旁，有“韋君宜”三個字的鋼筆簽名，筆跡有些馬虎。
信不長，翻開看完，我坐在上鋪，垂著雙腿，淚如雨下。
信中說：“你的才調在閃閃發(fā)光。”。
我復信后，她很快來了第二封信。君宜讓我周日去建國門她家，說有些話要當面跟我講。
她家在一個深深的宅院里，有樹，很安靜。進門便是客廳，也是飯廳，有一張大餐桌。
君宜說：“咱們今日吃炸醬面。”。
1992年，作者探望韋君宜（左）。
飯桌上，她的女兒楊團說：“是我先發(fā)現你的小說，引薦給我母親的。”。
來稿有一籮筐，楊團從那個籮筐里把我的小說淘出來，給她母親。她也是知青。
那次碰頭，君宜告知我，我寫的東西很私人化，宣布的時分應當作些處理。
她還替我作了“出道”的規(guī)劃。她說，她很喜愛那篇《云》，但作為我的處女作，仍是《有一個美麗的當地》最合適。
所以，《有一個美麗的當地》宣布于《今世》1982年第3期，做了通欄標題。我立刻被幾個電影廠緊追，后來小說由青年電影制片廠拍成電影《芳華祭》。
別的一篇《云》，我給北大中文系孫玉石教師看了，他十分賞識，后來由他的同學吳泰昌引薦到《收成》宣布。
兩個中篇接連在國內的威望刊物宣布，為我鋪墊了結業(yè)之后的路。陳荒煤、謝冕都為我寫了引薦信。為了盡早成為專業(yè)作家，我拋棄了北京的幾個單位，到了天津市作協。
我大學結業(yè)時，時任《今世》主編的孟偉哉力主我進《今世》修改部。
君宜卻說：“曼菱是寫東西的料，她不能像我相同，到六十歲才來寫自己的東西。讓她到大地上去吧。”。
君宜的這番話正合我意。
其時我一個勁兒地要當專業(yè)作家。雖然人民文學出版社及其主辦的《今世》對我很是歡迎，但一想到每天有必要看那么多質量良莠不齊的來稿，我就難以承受。當修改要有一顆淵博忘我的文心，只想著自己的寫作可不成。修改永久是一支蠟燭，焚燒自己，照亮他人。
回憶來路，一個在1982年“出道”的青年作家，后來卻不再寫小說，去做前史查詢與研討，終身不改其道，固然是“天分決議命運”，但也與恩師韋君宜有關。
君宜想把我培養(yǎng)成一個“特殊”。大約她看出，我有種異質，不合群，難安身。那個時分，文壇的許多同行都知道，我“各色”，在筆會之類的場合里，總是融不進去。我喜愛天馬行空，常到新疆，跑遍天山南北。
還有一點，是她深思過的，“浮在上面”于我的創(chuàng)造沒有優(yōu)點。她勸誡我，不要參與那些小圈子，不要處處出頭露面，要到社會日子中去，扎實地做自己的創(chuàng)造。君宜有不同尋常的見地和做法。我與她一脈相承。咱們之間不是那種凡庸的“提拔”聯系，而是一種文明精力的血緣之情。
每逢文章寫成宣布，我便覺萬事大吉。后來有人提起，說我的著作其時沒有參與全國性的文學評獎，這很古怪。《有一個美麗的當地》，在小說界很杰出。
一天，我到荒煤家去。提到此事，他很氣憤地說：“刊物沒有引薦上來，評獎怎樣會有你？”。
本來，是《今世》沒有引薦我參與全國評獎。人文社有人告知我，老太太（韋君宜）早年發(fā)現一位有潛力的知青作家，十分驚喜，有很高的等待，但是在宣布第一部小說之后，就沒了下文。老太太怕我重蹈覆轍，所以要壓一下，再看一看。
這有點像北方農人種小麥，要“蹲苗”。便是在生長最快的時期，遽然中止供水，讓它旱著。如此，不長高度，卻結實。
君宜有意不把我送到評獎的隊伍中，她這個思路影響了我的終身，也契合我的性情。
我自幼受《紅樓夢》影響，“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我賞識曹雪芹，“野心應被白云留”。
有一次，父親發(fā)脾氣，把我的那些文學獲獎證書都扔出了家門。咱們這個家庭，并不垂青這些東西。不為功利，令我終身丟失許多，但丟失不大。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憎命達。”孤寂與恬淡是成果文學的好環(huán)境。張繼最有名的詩《楓橋夜泊》，是在落第之后寫的。自古許多文人都是在人生的低谷里寫出佳作。待到前程似錦、車水馬龍之時，寫的都是應景之文了。
大學四年級，我有稿酬，能夠裝扮一下了。在北大南門外的海淀路上，我看中了一塊玫瑰色絲綢，買回來自己做了條“布拉吉”。連衣裙長袖，有領，過膝。這一身，既素且艷。絲綢特別合適年青的身段，我穿上它，得到了學校里人們的稱譽。
那天，穿戴這條裙子，戴著一枚胸針，到《今世》修改部赴會，心里仍是有點發(fā)毛。那是《今世》雜志的頒獎大會。
等了頃刻，老太太來了。?呀！一身花旗袍，花哨晃眼，還戴著珍珠小耳環(huán)。這可把我樂壞了，忙上前向她問候。
我問君宜，我的裙子怎么，她說：“很漂亮！很合適你。”我告知她，是我自己做的。
那天我見到了嚴文井。我告知他，我上小學時讀到他的神話，那個關于風和苦孩子的故事形象很深。一個苦孩子病了，風來看望他，但是只能給他帶來一枚又小又酸的杏子。我早年認為自己便是那個苦孩子，不能得到命運的紅蘋果。但是我上了北大，還登上了《今世》，我獲得了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
嚴文井說：“好啊，我的神話有了新的結局。”。
君宜對我具有影響力，不只是由于她對我嚴，更是由于她為人之真，信仰之純。這在人文社是一股清氣、正氣，能夠說，老太太是人文社的鎮(zhèn)社之寶。她在，我們就感覺結壯、有方向。
其時她的《思痛錄》還沒有寫出來，但是她的風骨現已顯現出來了。她一向尋求公正、正義，具有崇高的品格。這是她人生的起點。
君宜曾是清華的才女，是與我一墻之隔的師姐。
上世紀30年代末，一次由于參與民主活動，暮色中她和同學躲到朱自清先生的家里。她在《海上富貴夢》中寫道：“教授宿舍旁一條小溪，隔溪一片樹林，一座小土山對面是女生宿舍樓靜齋。落日正照在窗上，余霞成綺。我倚窗外望，想著坐校車趕進城去，脫在床上的旗袍懶得拾掇了，下回回校來再說。”。
但是，這一去便是十幾年。1949年回來時，她現已是老校友。君宜身世名門，原能夠走一條平順的路。父親組織她留洋進修，她卻拋棄，自去延安，為尋求救國真理，飽經含辛茹苦，初衷不移。
這與那種為求個人出路或因愛情而投身革新的羅曼蒂克的小知識分子又不相同。
自少女時代她就有一顆廣博剛強、志趣清楚的心。到晚年，她仍有著熱血沸騰的魂靈，追思而感痛，著書以明志。
君宜的幾本書一向在我手上，我走遍天南地北都沒有丟掉。《露沙的路》《海上富貴夢》《思痛錄》，薄而又重。
“薄”，每本書都很薄，字數不多。這是她到了六十歲后才寫的，修改耗盡了她的韶光、心機和精力。“重”，她寫出了一個抬起考慮的頭、張開清醒的眼、講出真話的自己，有著鳳凰涅槃之重。這是世紀風云的分量，這是莊嚴與品格的分量。
我會永久保藏這些書，這是保藏一顆誠摯純真的心。我需求她在身邊催促我。
現在，讀她那用心聲寫出的字句，仍令人振奮：
“我坐在大上海的酒樓上，在音樂轟鳴中心遽然覺得什么也聽不見看不見了，只覺得厭煩、厭煩。這種空氣，呼吸長了會壓抑死人。……這還不是在貧民窟，而都是在醉生夢死的富貴場里所產生的呀！這兒的人天長日久過這種日子，使我想起了早年有個老同學在憤恨之余的一句警句：‘日子便是凌辱。’這是一種規(guī)則、一種準則，不這樣就不能日子。這到底是享用呀，仍是受罪？”。
“可知道，當一個女性還很年青、剛用獵奇的眼光窺探著日子的時分，在她周圍就有多少老練到可怕的眼光在窺探著她？可知道，一個女性在男人正老練的年紀（就說四十歲吧），卻現已到了被人視為該退出舞臺的要害年紀，全部期望如同都要跟著閉月羞花逝去了，雖然她徹底可能再活四十年？”。
當我寫出那篇關于新疆的中篇小說《唱著來?唱著去》時，君宜欣喜道：“她能夠走自己的路了。”。
君宜第一次“小中風”后，我去看望過她。那天我先去領稿酬，管錢的人不在。冬季將至，我立刻要脫離北京了，就托付時任《今世》副主編的何啟治，請他幫我領稿酬，然后去某店某貨臺，買一床鴨絨被，給君宜送去，東西和價格我都看好了。那時鴨絨被剛出來，算是稀罕的。我跟老何講：“如果有差價，不行的你就掏上吧。”他說：“沒問題。”。
脫離北京時，我給君宜打過電話，她在那頭叮嚀我，要抓住手中的這支筆，一向寫下去。
我沒有孤負君宜。
《光明日報》（2025年02月28日?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