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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很快想起兒時眼中無所不能的大人，他們可能是爺爺，也可能是某個鄰居。他們非常厲害，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會做。這當然是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一個神話，他們不是全能型人，有缺憾，有短板，甚至在他們專長的那個領域也有許多缺點。不過，揭下這層神話濾鏡，有一些事依然是清晰的，比如他們確實戧過菜刀、補過柜子、刷過墻面，還修過玩具。

那個時候，他們有好奇心，有閑暇時間，碰到什么問題都愿意自己動手嘗試下，只不過沒有把這些技能職業化，發展為一種謀生方式。

撰文｜羅東

破舊的搪瓷盆

“大爺，大爺。這個盆能不能補？”

這是一條短視頻的開頭。

集市上，顧客帶來破舊的搪瓷盆。圖片來自網絡博主視頻截圖。

一個爛得沒底的搪瓷盆，僅剩的盆壁沾著干巴巴的泥土。綻開的大紅牡丹圖案殘缺不全，只有一處花蕊勉強可見：線條粗糲，倒是鮮艷。也許，它是上世紀80年代一對新人從供銷社改造的商貿樓買來的，當年兩個人在玻璃柜邊端詳了很久。這是假設了。現在這個搪瓷盆早已沒有了最初的形制，顧客一本正經地稱，這是家里老人傳下來的。呵，是真是假不可考。擺拍的痕跡是有的，只因為大爺樂呵呵地盯著搪瓷盆，他是焦點，沒有人去較真。關鍵看大爺如何接活兒。

“能修能修。”他摸了摸頭上的針織帽說，“保不漏水。”

“多少錢？”

“10元。”

“便宜點吧大爺。

”

“不（再）便宜了。這是老搪瓷，補好，再用十年！”大爺承諾時，豎起了食指和中指。他接過搪瓷盆，倒騰工具，開始修補。

第一步是補側面，在裂開的地方用一種手指寬的塑料膠條貼上。這個步驟是有一些講究的：其一是控制力道，由于搪瓷壞得太嚴重，無法嚴絲合縫地拼，只能將兩端大致對齊擠壓；其二是把握火候，他的燃料是乙炔，加入少許水，用嘴吸噴嘴，隨后掏出打火機點燃，用火烤膠條，讓其變軟，緊貼搪瓷。第二步是補底，大爺操起硬鋼特制剪刀，裁掉盆底多余的搪瓷殘骸，在鐵砧上用錘子沿著邊緣敲打，直到敲出一個規整的翹邊來，寬七八毫米，再用卷尺測量盆底直徑，減半計算出半徑，拿圓規在一張鐵皮上畫出半徑大個七八毫米的圓形，沿線剪下來一塊鐵皮，拼接在盆底。多出來的幾毫米剛好和翹邊重疊，他在鐵砧上反復敲打，直到緊貼，防止割手。到此為止，這個破爛的搪瓷盆算是恢復了其本來的形狀和功能。當然色彩是不能復原了，盆底的鐵皮補丁，其實與大紅牡丹怎么看都不協調。

還差最后一步。大爺拿出一小罐密封膠，擠在食指上，一點點涂在鐵皮和搪瓷銜接之處。他一邊涂抹，一邊說，“這個防漏水的，滴水不漏”。他把補好的盆交給了顧客，補上一句，“這老搪瓷好，縫縫補補又三年”。

大爺的指節如裹了層枯樹皮，嵌著洗不凈的泥土、機油和乙炔殘余物。裂口、老繭，與他嫻熟的技術似是矛盾，又似相融。

他是騎三輪摩托趕集的，車就停在旁邊，后備箱載著他的工具，除了鐵砧、鐵錘，還有磨砂機、電鉆和電焊機等。我小時候在四川老家集鎮上見過這樣的師傅，他們自帶板凳，坐在菜市場狹長過道的盡頭，那里有一棵大槐樹。他們從布袋或者蛇皮袋（一種裝農用化肥的塑料袋，有時還能聞見氮磷鉀氣味）掏出工具，好像那是個魔法箱，只不過被熟悉的、隨處可見的袋子包裹罷了，什么都有，光是錘子和鉗子就有好幾個規格。我很感興趣，能和一群大人圍著他們觀看施展技藝的“魔法”。

《念書的孩子》（2012）劇照。

再說回現在的大爺，他在山東的一個集鎮，在趕大集的日子，找他拍視頻修東西的人可真是形形色色，所帶的東西也是五花八門。我刷到的包括鐵鍋、瓷碗、舊式電筒、洗腳盆和水桶等用具，每個都破爛不堪，有的還在掉渣，成色過得去的是沒有的。

他的“青霉素”

大爺用得最多的材料是膠條和乙炔兩種。他每次用乙炔都會說這是“從山西買的”，很快，只要刷到他去拿一個主體部分形似老式煤油燈的裝置，我就知道大爺又要用他的山西乙炔了。一笑。

其實能熱愛自己的工具多么幸福。小時候，我從“一塊三樣”（一元錢任挑三件）的街邊攤挑選小號改錐，梅花的、平頭的，買回家愛不釋手，和大號改錐搭配用，將電視機和電風扇挨個拆遍——以至于我爸進城前指著新買的功放和DVD碟片機說“這不能拆”。如今業余倒騰一些汽車配件維修，我也要買帆布袋把某幾個用得順手的工具收納起來，哪怕擺放也還是隨意。看到大爺講他的乙炔，也會跟著他自足地笑。從點燃，接著讓膠條軟化的那一刻開始，仿佛就沒有什么是他不能修補的。凡是斷開的、開裂的，無論其材質是金屬、陶瓷還是搪塑、鋁合金或是其他，都能給拼接上。

電影《小武》（1998）劇照。

看來大爺是把膠條和乙炔當成了一種“青霉素”。多刷幾條視頻，我們可能就失去了好奇心，噢，不過如此，一點燃、一按壓，看一遍就能做。他還是吸引了不少人觀看，雖然按當下標準算不上“網紅”，卻能引得一些圍觀者留言，感慨一聲“手藝人越來越少了”“能修補老東西的人越來越少了”。這讓人想起劉歡當年唱的《磨刀老頭》。改革開放初期第一批高樓大廈在城市拔地而起，人來人往，每個人都在“欲望都市”追逐嶄新的事物，在幻想，在迷惘，只有磨刀的老先生還在走街串巷，吆喝“磨剪子嘞戧菜刀”。我說的大爺還有點不一樣，他不僅接磨剪子和戧菜刀的活兒，他好像什么都會一些，什么都能修補，與這個年代的社會大分工格格不入。

幾年前，我收音器的連接斷斷續續——接口處的線圈斷了大半，接觸不良。那天下午，我打開手機地圖，在大興（北京南郊的一個區）方圓五公里內搜索手機維修店。本來以為隨便找一個師傅就可以接上。結果第一家的師傅說修不了，第二家、第三家答復也不能。同步找的電腦維修店一樣，都說修不了。他們的建議是沒有必要修，再買一個新的。換新不便宜。當時我站在過街天橋上，四處搜尋手機地圖上未標注的維修店鋪，既可嘆又可笑。

一根走線結構如此簡單的數據線，不是電路芯片，竟然在科技昌盛的現代社會找不到維修它的人。

此事不怪維修師傅，他們要是接這個活兒，大費周折還賺不了幾個錢。在家電、汽車行業，很多時候，維修也不過是不加辨別地直接更換配件。怪主機廠在設計上沒有為后期維修提供便捷？生產效率的提高已經使他們相信更換最高效。怪不了任何人，這是整個現代分工系統的結果。從生產到消費，每個環節的“成本-收益”核算共同塑造了這樣的結構，絕非三言兩語能講清楚。甚至可以說，也怪不著這個分工系統，社會大分工是我們之所以能進入現代世界之門的關鍵，是商品經濟誕生的基礎，這一點自然不必多說。

《磨刀老頭》結尾唱的是，“不管生活變化怎么多，你的剪子菜刀還得磨”，這句上世紀80年代的歌詞已經不能概括現在。誰還磨剪子菜刀呢？很少。某天忽然聽見有師傅再次吆喝一聲磨剪子戧菜刀，都會驚訝原來還有人在做這個工作。

“情緒價值”大于實際功能

像大爺這樣的師傅既然堅持到集鎮上出攤，必然是有一些真實顧客的。只不過他們所修補的，不太可能是幾塊錢就可以換掉的東西，即便是一輩子習慣了修修補補的老人家也會很快從市場上獲知消息：還不如買個新的。珍貴的當然另說了。“珍貴的”，不必非得值多少錢，有特殊意義的、有稀缺用料的、好使到不可替代的、用出感情的，凡此種種，都是不愿意扔的情況。這個修補場景才是日常的、持續的，可惜在網上極少見到。被拍攝的，只是作為一個短暫事件——比如把破舊不堪的盆拼接起來——的修補過程，它為我們提供的“情緒價值”絕對大于實際功能。

《摩登時代》（Modern Times，1936）劇照。

他們不必整天重復某個固定的動作，一會兒做這個木活，一會兒又去弄那個鐵器，中途還可能修了一個燈泡。社會大分工讓人以一技謀生，從業者為此需要一段不算短的學習和練習過程，經歷一場苦修。反觀前者，他們什么都在嘗試，好像不需要專門的學習（其實很多是做過學徒的），只要有興趣就開始嘗試，一邊嘗試，一邊總結，接著就順手完成了，而這一切發生得那么自然。他們善于在不同勞動和不同事務之間尋找共同點，在他們手里，沒有什么不可以通過雙手實現，也沒有什么不敢嘗試。2022年7月，一條叫《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的視頻爆火，博主所拍攝的“二舅”就是比較典型的“全能型人”，他年輕時為妹妹出嫁做了家具，后來大多數時候，他都在為村里人修各種壞掉的東西。博主用“二舅”沒有埋怨命運不公這點來表現他的樂觀和豁達，對苦難的闡釋存在較大問題。實際上，去掉這層個人闡釋，許多人也一樣會感慨“二舅”無所不能的手藝。像這樣的人，過去在鄉村雖然不能說處處都有，但不能說沒有。在農耕社會，大多數人都需要掌握一些基本技能——當然比不了初民社會的人，在那個遙遠的過去，一個要活下來的人必須懂得所有的謀生技能。

《瘋狂原始人》（The Croods，2013）劇照。

一個傳統的農人除了做基本的農活，也會去做點其他事賺錢買農具和日用品，比如為人剃發、砍伐木料、做豆腐、寫書信、宰殺豬牛羊等，多少都會一兩種。具體有多少人會某個技能，需要參考本地的交易市場規模，有的技能如看病，一個上千人的村莊能產生一個或兩個，有的技能如理發，同樣規模的村莊大概得有三四個才能勉強產生。其市場規模取決于人口、需求和交易頻次等。在他們當中就會產生一種什么都做的人，他們擁有四五種或更多的技能，不僅是指他們本人認為“我會”，而是能得到附近其他人的認同，并能拿著這項技能換取報酬，一筆錢、一頓飯或一單人情。

不可逆的遺憾

在老家村子，我很喜歡一位鄰居師傅。

他大概是2000年來本村的，手巧的中年男子，瘦瘦的，喜歡笑。第一次見他是在另一戶鄰居家，當天他在那里幫人編竹筐，一邊抬頭和人講話，一邊手持篾刀修剪竹條。這是傳統篾匠才有的熟練。那個時候從大人的擺談閑話中知道，他一直沒有結婚，在此前的村子里被人嫌棄，經常替人白干活，后來經人介紹到了本村，和一位丈夫因病去世的大娘組建家庭。他干活賣力，做完自家的農活，趕緊去做點其他的零活。他做過的至少包括篾匠、水泥工、鐵匠、殺豬匠等，也給人修過木柜子、燈泡、噴霧器。2022年的一天，他在灶臺做飯，突然摔倒在地。哪知他就此走了。他走后，大娘找人開證明去銀行取款。他在過去20年靠著幾種技能做零活，一點一滴攢下幾萬塊錢，存在了銀行。

或許他的某個日常是這樣度過的：早起下地除草，干了一兩個小時回家做早飯，拌點咸菜，接著繼續出門干活兒到中午時分，做點簡單的午飯，吃完就去別人家幫忙做點篾活；或者，他這一天沒下地，而是去鎮上做了水泥零工，還幫人帶了鋤頭去鐵鋪。太陽快下山了，他到快要收攤的菜市場買一些邊角肉，提著袋子回家。

《職業系統》

作者：[美]安德魯·阿伯特

譯者：李榮山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6年8月

遺憾的是，不能制造專業邊界的技能知識大概就是被認為單調的，不似其他職業那樣充滿張力。以安德魯·阿伯特的《職業系統》（商務印書館2016年8月版）為例，他發現了在社會大分工的進程中，職業通過打造知識的邊界來尋求管轄權，有時候需要一整套由行業和國家（state）劃定的專業系統來規制。一種職業管轄權的擴展，是以另一種職業管轄權收縮為結果。他所注意的是醫生、律師，所能解釋的也正是這一類職業，比如在病人床邊，某個醫療或倫理問題，誰說了算？不只醫生一種職業。這種緊張的、豐富的關系可以產生無數個研究課題來。至于沒有多少專業邊界的技能知識，與周遭關系簡單，無法形成眾多的張力，那么也就很難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當人們說起某個農人掌握的技能多，不過認為那是因為傳統的社會分工簡單。

《海蒂和爺爺》（Heidi，2015）劇照。

我們好像也是這樣看待的，沒有邊界就“不高級”，就沒有意義，所以一方面認為所謂“斜杠青年”了不起，心向往之，另一方面見到同樣什么都在做的老人，雖然敬佩是有的，但是這種敬佩之情更多是對勤勞和生活態度的道德認同，與技能沒有關系。

在知識史上，“百科全書式人物”已經消失了，大概也不可能再有。在技能史上，多技能的、全能型的人也正在成為過去。這是一個不可逆的未來。許多“斜杠青年”是經不起細看的，看似“斜杠”，實則各個技能之間并沒有多大的不同，分工過于細化之后的不同叫法罷了。大爺使用的材料也不過是膠條和乙炔，什么都補，接受這種修補就得接受遮不掉的補丁，還有一言難盡的色差。當然，大多數時候都還算“正常”，直到有一天，我竟然看到有人提著斷裂的小汽車前保險杠，還有人拿著開裂的DVD光盤來找他補。這就純屬搗亂了。

什么都會一點，是“過去的人”了。那是人早期的模樣，對什么都有好奇心，遇到什么問題都想嘗試解決下。曾經為此認真做活兒的人，而不是什么都能做好的技能神話，讓人懷念。

又想起篾匠師傅來。

作者/羅東

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