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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銘（北京大學前史學系博雅博士后）。
12世紀初英國的前史書寫迎來黃金年代，涌現出一大批出色的中世紀史家。這一史家集體以本篤會修士為主，他們的寫作刻畫了中世紀盛期以來人們對盎格魯-撒克遜年代的了解與幻想，影響了后世英國前史編纂的開展方向。在他們傍邊，馬姆斯伯里的威廉及其寫作的從羅馬不列顛年代到亨利一世時期的《英格蘭國王史》代表這一時期史學成果的最高峰。
《英格蘭國王史》共五卷，涵蓋了從羅馬不列顛至亨利一世時期的前史，注重的地輿規模以英格蘭為主。現代學者戴維斯將全書的主題總結為三點：榜首，英格蘭民族的構成進程；第二，英格蘭政治一致的進程；第三，英格蘭社會與文明的改進進程。因而，這部著作關于學界研討中世紀英國文明的構成與開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學術價值。一起，本書的內容絕不止于英格蘭一個王國的前史，而是將其置于整個中世紀西歐前史開展的進程之中，遠超該書名所能指稱的規模。除了在書中遍地交叉有關歐陸的前史敘說，威廉還在第四卷后半部分許多彌補有關榜初次十字軍東征的記載，并從愈加古典而非單一化的宗教視角去評論這一事情。此外，《英格蘭國王史》運用的史料來歷廣泛，不只包括西歐各地的編年史與檔案等文本，還包括威廉在游覽途中經過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取得的各類常識。在完結本書的初稿前，他至少兩次進行長途游覽，走遍英格蘭中部與南部大大小小的教堂與修道院，并屢次踏足歐陸。威廉的這些閱歷破除了人們對中世紀修院史家與世隔絕、默坐修史的固有成見，使其著作在內容的廣度與評論的深度上逾越同年代的其他史家。
作者馬姆斯伯里的威廉，約于1091年底出生于英格蘭威爾特郡，其父應為諾曼騎士，其母則可能來歷于諾曼降服后某個衰敗的盎格魯-撒克遜貴族家庭。威廉于1100年前參加馬姆斯伯里修道院，這以后在修道院內擔任圖書管理員與領唱之職。從童年年代起，威廉就展示出對常識的高度酷愛。遭到家長教育與馬姆斯伯里修道院文明復興的兩層影響，威廉很早便對邏輯學、醫學、倫理學等不同學科的常識多有涉獵，并對史學特別注重。經過四處游歷，他收集許多書本，豐厚了本來相對匱乏的馬姆斯伯里修道院的圖書館收藏。這些書本資料與其豐厚的游覽閱歷一起構成了威廉的寫作根底，使其成為中世紀西歐最為高產的史家之一。
威廉發現前人的史學著作在敘說上多有遺失之處，為了“使被掩埋在前史廢墟之下的東西重現天日”，他自己開端寫史。在威廉心中，教會史家比德具有極高的史學位置，但在比德之后，他很難再找到以拉丁語編撰長時段英格蘭前史的史家。威廉點評道，10世紀的編年史家埃塞爾維爾德文風粗糲，自己同年代的長輩愛德瑪則又疏忽了比德之后長達223年的前史。因而，他編撰《英格蘭國王史》，用此書來“修補現已開裂的前史鏈條”。
與同年代其他修院史家的著作比較，《英格蘭國王史》顯示出共同的塵俗化特性。威廉以為，文娛是閱覽與寫作前史的重要緣由。除了王國變遷與權謀攻伐等塵俗前史的常見內容，他在這部著作中還記載了許多八怪七喇的風聞逸聞，樂于窺視國王、主教等大角色的隱秘故事，有時乃至運用一些十分輕捷的語調進行敘說，一反傳統修院史家的嚴厲與煩悶。這一點特別體現在第二卷中他對教宗西爾韋斯特二世逸聞以及崇高羅馬帝國的一些逸聞的敘說上。這些故事多摒棄品德教化的口吻，單純被他用來調劑敘事節奏，招引塵俗讀者。
《英格蘭國王史》塵俗性的背面是威廉對崇高前史的深刻了解。他以基督教史學的神意世界觀為“骨”，以塵俗權利的興衰與變遷為“肉”，構建出一套共同的前史運轉邏輯。“神意思維”是中世紀教會史中最為常見的主題，意指“天主在人世的旨意會在人類的前史進程中體現出來”。威廉對此的運用愈加細膩。在他看來，天主以兩種途徑介入人類前史：一是以神跡的方法直接介入；二是以審判者的方法直接介入，運用塵俗權利的變遷來賞罰違背正路的王國與族群。因而，《英格蘭國王史》交叉著對圣徒與神跡的敘說，并為不列顛各民族的興衰替換尋覓背面的邏輯。威廉以為，圣徒與神跡反映著天主對一個族群的恩惠與決心，而族群全體的品德蛻化會帶來“天主之鞭”，由天主安排更為粗野的族群來代為賞罰。族群的品德水平又與塵俗王權直接相關，國王的蛻化會直接導致社會其他階級的蛻化。威廉抱負中的政治狀況是王權與教權的平衡，詳細到英格蘭，就是由國王與坎特伯雷大主教這兩端“公牛”捆綁在一塊，同犁英格蘭的土地。因而，10世紀下半葉的國王埃德加與坎特伯雷大主教鄧斯坦的親密合作被威廉視為盎格魯-撒克遜黃金年代政治的代表。
《英格蘭國王史》是威廉企圖逾越傳統編年史學形式的一次重要測驗。在許多時分，威廉拋棄對詳細時刻的記載或是對時刻次序的嚴格遵守，而傾向于按主題分類評論。這一測驗最明顯地體現在該書最終兩卷對威廉二世與亨利一世控制時期的敘說中。威廉深受古典著作的影響，在這兩卷中仿照古羅馬史家蘇維托尼烏斯的《羅馬十二帝王傳》，將自己的敘說依照性格特征、表里業務等不同主題進行安排，脫節了中世紀編年史的結構，構成了威廉二世與亨利一世的前史列傳。12世紀末13世紀初坎特伯雷的修士喬維斯曾對編年史家與前史學家作出區別，以為前者僅僅收集資料、“編排張貼”之人，而后者才是窺視事物本質之人，用修辭與理性并輔以共同的風格將前史生動地展示在讀者面前。因而，一些學者將威廉視為比德之后想要脫節編年史家身份，編撰接連的英格蘭史的榜首人。《英格蘭國王史》也被點評為必定程度上的列傳體戲曲，既展示故事全貌，又防止接連敘說的煩悶庸俗。
威廉與他的《英格蘭國王史》對英國中世紀時期的前史編纂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威廉批評與拋棄從盎格魯-撒克遜年代連續而來的古英語史學，僅將其視作后諾曼降服年代拉丁語史學可供運用的史料，奠定了拉丁語史學在中世紀英國的干流位置，客觀上推進英格蘭史學與歐陸史學的合流。另一方面，《英格蘭國王史》初次明確提出對諾曼降服前史書寫的折中主義，調和了1066年前后英格蘭的前史，既構建了對盎格魯-撒克遜黃金年代的追思，也突出了盎格魯-諾曼年代的新氣象。經過同年代的常識網絡，威廉與其他史家相互影響，一致了12世紀初人們對英格蘭前史的全體敘事。爾后的英國中世紀史家多運用威廉等人的著作作為1100年前英格蘭前史的藍本，而將寫作重心轉移到記載他們同年代的前史上，即今世史。
威廉的史學成果使其在生前便享有盛名，死后更是被許多中世紀史家視為與比德齊名的威望。到了18世紀時，大衛·休謨關于英國前期前史的整體觀念更是深受《英格蘭國王史》的影響，他在《英國史》中稱威廉為“最為優異的古代英國前史學家之一”。19世紀以來，伴隨著對威廉現存著作的研討以及新抄本的發現，威廉在現代學者眼中的位置不斷提高，現在已成為英國中世紀史家中里程碑式的人物。
《光明日報》（2025年02月24日?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