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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字，并非人人認得清楚，若是認得理解，到頭來未必有好果子吃。謂予不信，那么無妨引證一則名叫《仔細》的寓言加以印證。
本文出處《清承明制 : 明清國家管理與社會變遷》，陳寶良 著，大學識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2月版，已獲出版社授權。
“凡事何須仔細”。
這則寓言收錄在陸灼所著的《艾子后語》中，故事記載：艾子有兩個弟子，一個名通，另一個名執。艾子帶著兩人去郊游，口渴想討點酒喝。主人正在讀書，指著“真”字說，認得這個字便給三人酒喝。叫執的弟子一揮而就，直接說是“真”字，成果碰了一鼻子灰；而那個叫通的弟子見勢不妙，靈機一動，就說是“直八”兩字，反而得以享受美酒。
明刊本《艾子后語》書影。
寓言的作者無疑是為了批判其時社會盛行一時的壞處習尚，仔細執著不如圓通和順能撿便宜。社會已是如此的對錯善惡不辨，天然只需圓通的人方能夠得到優點，而執著端方的人反而會吃虧。“凡事何須仔細”。這句民間俗話確乎可說耳熟能詳，人人知道，其盛行乃至浸透于人心的程度，真實堪與中國人碰頭必稱“吃了沒有”混為一談。
“凡事何須仔細”的俗話，能夠從元代找到依據，《元史·王克敬傳》中就已有了“塵俗喜言勿仔細”的記載，大略能夠作為此句民間俗話的出典。到了清代，該語更是演變成“全國事無非是戲”“何須仔細”一類的話頭。
這是一句鄉言，中心還有一個故事出典。其時有一個村莊在演戲，老學究前來看戲，見到廟門上有對句云：“古寺無燈憑月照，山門不鎖待云封。”就問和尚道：“僅僅有門而無山，怎么能稱之為山門？”和尚順手一指戲臺上說：“臺上唱的是《醉打山門》，不但無山，并且無門，他也自管去打。”學究聽后大怒：“你敢以我言為戲？”和尚匆促辯解道：“全國事無非是戲，老施主何須仔細。”。
人間三病，病癥如此。
厚道做人，仔細干事，必會吃虧。時日一久，上至官場，下及民間，無不養成了許多病態之風。細加勾勒，大致有下面幾種病狀：
一曰“茍延”之病，說白了便是圖虛名甚或行事茍且之病。提到圖虛名，不由讓人想起一則名為《貓號》的寓言，收于劉元卿的《賢奕編》中。寓言故事的梗概如下：有一位姓齊的宦官，家中養有一貓，自以為奇，向世人聲稱是“虎貓”。其間一位食客道：“虎當然威猛，不如龍之神靈莫測，請更名為‘龍貓’。”另一位食客則說：“龍當然神于虎，龍升天有必要憑仗浮云，云豈不是比龍更崇高？不如改名為‘云貓’。”又有一位食客說：“云靄蔽天，風倏散之，云明顯不如風，仍是更名‘風貓’為好。”又有食客說：“勁風飆起之時，唯有土墻作為屏障，才能夠遮蓋暴風，不如更名為‘墻貓’。”最終一位食客說：“土墻不論多么結實，只需老鼠打了洞，墻就會坍圮，仍是更名‘鼠貓’出色。”。
食客幫閑的獻媚、湊趣手段，明顯已是極盡能事。其丑相固可置而不論。提到底，貓的責任不過是捕鼠算了，不論白貓、黑貓，只需能捕到老鼠，便是好貓。從而言之，貓假如失去了它捕鼠的本真，無論是取名“虎貓”“龍貓”，仍是取名“云貓”“風貓”，即便名頭多么嘹亮，也不過是一個虛名算了。
故宮博物院藏明代李士達《三駝圖》，三個駝背在街上相遇，感嘆“人間本來無直人”。
這則寓言以貓之起名為中心，猶如剝筍，層層向里，又好像邏輯學中的歸謬法一般，逐次提醒出圖虛名、搞虛浮者之滑稽可笑，從而勸誡人們，要務求實踐，力戒虛名。至于行事茍且，實則干事短少擔任精力。寓言譬喻，最為確當，也最能針砭時弊，那就再借用一次罷。
明朝人江盈科所著《雪濤小說》中有一篇《任事》，包含兩則故事。首位則故事記一位腳上生瘡的人，他痛不可忍，對家人說：“你替我在墻壁上鑿一個洞。”洞鑿成后，他就將腳伸到洞中，深化鄰家尺許。家人不解，就問：“這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讓它去鄰家痛，再無關我事。”。
第二則故事記一位醫師，自稱拿手外科。有位裨將從陣上回來，身中流矢，矢深化膜內，就請這位醫師醫治。醫師持刀并剪，剪去矢管，跪而請謝。裨將質問：“箭鏃深化膜內，有必要快治。”醫師答道：“此內科事，不關我事！”。
這兩則寓言故事，各有偏重，前者是嫁禍于人，后者是敷衍了事。提到底，仍是一種不敢任事、不愿擔任的陋俗。當事官員，見事不可為，一味沿襲偷安，以遺來者，也就好像委痛于鄰家、推責于內科之舉。
二曰“軟熟”之病，借此獲取“穩健廣博”的美名。儒家有“無欲則剛”之說，真實道出了待人接物的見識。人一旦有了愿望，就難免變得“軟熟”了。
許多官員，為了堅持自己的官位乃至富有，對時政的壞處就漠不關心，表面上是經過謙卑遜順之態，堅持自己的一種“面子”，并借此獲取一種好的名聲，實踐上仍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富有。這也怪不得他們，由于他們一官半職的得來真實不易。許多官員，發家并非一往無前，一路讀書過來，過的都是淡漠的日子，然后才得以占有官位。不過，一旦位高權重，就不再淡漠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利益盈滿的“膻路”，會有很多優點的引誘。為了堅持這條膻路一路疏通，確保自己安全退休，他們不得不變得小心謹慎，不再勇于直言相諫，乃至面臨部屬官員也會裝出一副謙卑遜順之態。
如此當官，一如嚼甘蔗，既思據有官位之甜美，又思獲取官位之苦辛，富有功名，愈是咀嚼，愈是有味。閑來翻閱史書，看到宋朝人曾有憤慨之言，道：“舉朝皆須眉婦人。”其時并不以此為然，以為難免有些言過其實。今天看來，反而有誠哉斯言之嘆。有些人一方面專橫跋扈，肆無忌憚，倒還像個男兒身；另一方面，則又含蓄遵從，人哭也哭，人笑也笑，人貪也貪，究竟更像一個婦人。
《易》云：正人以獨立不懼。人能做到獨立，天然無妨與婦人雜居。然世風究竟容他不得，所以才有了后邊的一句，即“遁世無悶”，借此以示自我獨立。同是病態，若病在率直粗豪、顧無別腸，仍是簡單醫治。若是病在細致柔軟謙卑、顧多別腸，就難免不可救藥，即便華佗、仲景再生，也很難下一針砭。
《徐顯卿宦跡圖》中的晚明官員群像，朝廷熙熙，無非仕利二字。
三曰“奔競”之病，自守恬退之人已是寥若晨星。俗話有云：爭名于朝，爭利于市。功利之必爭，其來已久，不用有吠雪之怪。讓人感到震動的是，昔之爭名爭利，大多在于昏夜，多少還有些羞恥之心；今之爭名爭利，則多發生在白天，毫無避人之想。大文豪蘇東坡在論及宋朝官場時，曾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嘆，即居官者一人，現已去職者一人，而乘機想取而代之者又一人。
人之爭名爭利，古今莫不皆然。雖然世上并不短少淡泊無營的正人，但十人奔競而一人恬退的世況，難免會讓恬退者不能自立。其可怕的成果，便是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究其原因，世風躁競，難辭其咎。奔競之風演至精深，天然會呈現搶官之風。
這絕不是駭人聽聞，歷史上的確從前上演過如此的一幕。明代的京師官場就有“講搶嚷”嘲諷之語。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其時官員盛行“講”“搶”“嚷”三部曲：講者，求情之謂。若是一官有缺，就各趨權勢之門，講論自己按年資或編制應得此官之故。搶者，搶奪之謂。先去求情者篤定可補此缺，那么后來者或許不能得到此缺，所以無不搶先趨走，搶奪此缺。嚷者，謠言詆毀之謂。一旦講情、搶奪不得，就難免流于吵嚷騰謗，廣布謠言，加以詆毀。
如此壞處士風，一旦構成，就會經過漸移暗轉，漸漸使讀書人的筋骨化為木石而不自覺，好像“中蠱”一般；即便心有所覺，但呼吸之地已為所制，心可得知，而聲不能出，有若“中魘”一般。兩者相合，終成一個末法國際。可見，官場病的病根，畢竟仍是那些官員僅僅滿足于“當官”，而不是“做人”，更不愿“干事”。
全國事，仔細做。
就此而論，厚道做人、仔細干事，卻是稱得上是醫治官場病的一劑良方。怎么仔細干事？歷史上相同不乏仔細干事的人，大可成為今人學習的模范。
早在元代，王克敬就已清晰聲稱：臨事不仔細，終非盡忠之道。拋開傳統讀書人的忠君認識不言，從這句話還能夠讀出別的一層寓意，即臨事不仔細，終非盡職干事之道。王克敬之后，明代中期有一位朱英，曾將他的詩集命名為《仔細子集》，明顯也是有所意屬，表現了那種為人、為官考究仔細的精力。繼朱英之后，呂坤、鹿善繼等人，對仔細之說均有獨具匠心的解讀。
明朝有一位官員，從前批判別人道：“渠只把全國事仔細做，安得不敗？”弦外之音，干事不用仔細，不然必敗無疑。這句話至少能夠闡明，一塵不染的茍延之風現已充滿明代整個官場。
聞聽此說，呂坤大感驚奇。他以為，全國之事，即便仔細去做，尚未必做得好，假若只在假借面貌上做時間，成甚道理？在他看來，全國事只需仔細去做，還有什么可說？當今規劃大的病痛，正患凡事不愿仔細去做。由此看來，全國之事，只怕認不真，這才導致人們依違張望，看人家的言為行止而定。俗人干事，先要看到過后的功業，又要體恤事前的談論，事成之后，世人天然噤口。即或如果工作不成，但只需自己所做的事，是當下應該做的，就不用去計較成敗得失。
干事仔細，至鹿善繼而集其大成，這從他將自己的奏疏集取名《仔細草》能夠窺見一二。明末人孫承宗在論定鹿善繼其人時，稱其眾推獨任，眾趨獨辭，惟是一副真肝膽；立身只為“公家”，而不敢有“私”；為國求“真才”，做“真事”。大略掌握了鹿善繼待人接物的真精力，洵為不易之論。
鹿繼善《鹿忠節公仔細草》書影，清刻本。
這能夠拿鹿善繼自己的說法加以印證。他以“真”“癡”二字當作自己干事的標幟：真者，是空而忘我；癡者，則是頑而不解私。真是為了與贗有所區別，而仔細者則又有別于贗者之笑真。鹿善繼有自己做人、干事的準則，便是犯得一分難，便干得一分事；拼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這便是說，為了干事，就有必要知難而上；而為了做一個真實的人，乃至寧可拋棄官爵。換言之，他干事的準則，便是“購置”一副真摯心腸，先為國家，后為自己。仔細干事之人，天然會被視為弛禁甚或癡愚之人。
自古以來，民間形象地稱巧者為“乖覺”或“乖角”之人。“乖覺”一詞，依照葉盛在《水東日記》的解說，便是“警悟有局干”。這或許尚屬中性的說法。不過在后世的傳衍中，所謂“乖”，現已相當于“黠”，而“黠”并非美德。但凡乖覺之人，必定與人違反。比如乖覺之人與人相約一起諫君，劾奸遇難，但隨后稍計好壞，違反原先的許諾，以茍全自己的性命，反稱諫君者為“癡”。
所謂乖覺之人的真面貌，已是一目了然。隨之而來者，則是有人以弛禁自居，甚或倡議一種“愚愚”精力。明代名將戚繼光自號“愚愚子”，可謂這方面的模范。這一別號的出典，根據戚繼光將人分為三類：
一是所謂“上智”之人，其人僅僅厚積金帛，廣殖田宅，貪求功名，保得領袖，與時搬遷算了；
二是“下愚”之人，其人只知用盡心力，整治本職之事，專心盡自己的本分，為國忘家，而將利鈍付之別人，或許由于時運不濟，生前難以拜相封侯，但身后必能祀于文廟、武廟；
三是“愚而又愚”之人，其人雖然面臨謀不合、道不可的時局，仍是樂意用盡自己有限的精力，去忠于應盡的職守，乃至圈套在前，斧鉞不懼。
言下之意，戚繼光仍是以“愚愚”自期。若是追溯其思維的根由，無論是厚道做人，仍是仔細干事，現實上有兩大精力源泉：一是來自《中庸》的“誠”；二是出自釋教的慈善、獻身精力。當然，所謂仔細干事，其實便是一種大無畏的擔任精力，也是英豪實心任事的精力。
戚繼光像。
從古迄今，好漢精力一脈相承，真所謂“英豪所見略同”。如伊尹放逐太甲，便是專心把商家全國挑在自己肩上，勤勤懇懇，何曾有些小的顧忌，一有顧忌，就任事不成；諸葛亮把“盡心竭力、死然后已”奉為自己干事的信條，不去顧及成敗利鈍；范仲淹坦言，自己只管做應該做的事，至于能否成功則并不取決于自己，無暇考慮；韓琦以為人臣應該極力事君，乃至死生以之，決不可因事前憂慮工作不濟，輟而不為；李綱更是直言，事君之道，只可考慮進退之節，不用計較其間的禍殃；戚繼光建議，“盡心竭力，夕死何憾”，尋求的并非肉體的永生，而是精力的長存；鹿善繼更是別具一副真肝膽，不分炎冷，不計險夷，乃至勇于辭夷就險，把全世界莫勝的重擔擔在自己的肩上。
如此種種，都是不管好壞、不計個人得失、正好契合于儒學的真精力。在英豪不再且儒家真精力幾已淪喪殆盡的今世社會，唯有厚道做人、仔細干事者，才稱得上是真實的英豪好漢，方可使儒學真精力得以理性地回歸。為官如是，治學何曾不是如是。
作者 / 陳寶良。
修改 / 李陽。
校正 / 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