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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是一個前史學者用星占數術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在以安全年代的史料或文學作品中，經常會提及一種宿曜勘文。這種勘文是依據出世時星體方位而進行人的運勢占卜的文書，其間即包含占卜終身運勢的生年勘文，也有未來一年或數年運勢的行年勘文，還有日月蝕的日食、月食勘文等。
《源氏物語》中桐壺卷中就記有天皇請朝鮮的術士為年幼的光華令郎相面，又詔宿曜師為他進行占卜，收到生年勘文后才決議降他為臣籍，賜姓源氏。一起期的赤染衛門創造的《榮花物語》中，也提到了皇后藤原定子的行年勘文。書法家藤原行成在自己的日記《權記》中記載，寬弘七年（1010）月食時，他收到了宿曜師仁統法師的勘文，提示他月食落在本命宿一事。這些勘文可以左右了其時人的判別，在文學創造中也起到了推進情節開展的重要作用，可見宿曜勘文對安全貴族起居日子的影響。
那么，一份宿曜勘文究竟都浸透什么樣的內容？本質上它與現代星座文明有著怎樣的聯絡？本文將依據一份藏于《續群書類叢》的史料《宿曜運命勘錄》的文本內容，來解讀安全年代的星占文明與現代地理學史之間的聯絡。
《榮花物語》的作者赤染衛門與源倫子對談。
《宿曜運命勘錄》的文本內容。
這份史料的出處是《續群書類叢》卷908，名為《宿曜運命勘錄》，是一份記載信息較為全面完好的祿命文。記載的信息首要有以下部分：
1、生日：天永三年十二月廿五日（戊申）丑時生。即公立1113年1月15日清晨兩點生。
2、算勘：歷元顯慶五年正月一日開端的積日數。為165428日。
九曜行度：出世時日月五星及羅喉、計都各自的方位。原文如下：
太陽盈暦行女宿五度十九分。
太陰遲暦行尾宿四度九十三分。
歳星後退行井宿廿一度三非常。
熒惑前順遲行翼宿初九十三分。
鎭星後順行室宿九度三十二分。
太白後伏行女宿九度九十五分。
辰星前順續行危宿四度非常。
蝕神頭運（逆）行奎宿一度十四分。
蝕神尾順行軫宿九度四十四分。
這實際上便是這位被占卜者出世時各行星的方位，以黃經來表明即：太陽坐落女宿5.19度，約302.64°；月亮在尾宿4.93度，約245.08°；木星在井宿21.30度，約103.79度；火星在翼宿0.93度，約153.96°；土星在室宿9.32度，約342.28度；金星在女宿9.95度，約307.33度；水星在危宿4.10度，約321.38度；羅睺（月亮軌跡的升交點）在奎宿1.14度，約0.97度；計都（月亮運轉遠地點）在軫宿9.44度，約181.16°。
3、十二宮立成圖：寫有所屬本命星宮宿等。該事例中其本命星為廉貞星、本命曜為水曜、本命辰為壬辰神、本命宿為尾宿、本命宮為蝎蟲宮（即天蝎座）、本主宮為人馬宮（即射手座）等。附圖如下：
4、性情與運勢剖析，勘文共分為五個部分闡明：榜首天分；第二榮福；第三運命；第四諸運；第五行年。
在這份勘文中，可以看到多處引證了《宿曜經》、《聿斯經》等經典，在依據生辰等信息后進行解讀闡明。早在唐代，十二星座占卜術就現已傳到了我國，并風行一時，其稱號與現代的十二星座比較挨近。按照現代星座的占卜測算，這位公歷生日是1月15日的被占卜者，他的太陽地點星座為摩羯座，那么其測算或許都要以摩羯座為首要考慮要素。而從這份資猜中，咱們能看到，“本命宿”和“本主宮”是兩個重要參閱要素，所以勘算首要選用的是他的月亮星座規范，即尾宿與人馬座。在性情測算的“榜首天分”中，勘文寫道：“人馬宮坐（座）人富相解事，承君王愛寵，有威德。強膽智無怕怖，神爽直，容顏淑麗。”“文殊經云：尾宿生人，慳澀志惡戾諍競愛（愛為衍文，“慳澀”意為小氣），愛花藥。”這兒的經文首要引證《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兇時日善惡宿曜經》，簡稱《宿曜經》。除了性情勘算外，后續的榮福、運勢、行年中尾宿和人馬座的要素也占有主導地位，其占辭有“人馬宮生人，主喜慶得財，合掌將相之任”“人馬宮生人，過上壽七十二”“尾宿生人龜齡”等。
也便是說這一時期的古人核算自己的星座，并不是按現代的按照太陽地點方位算出的太陽星座，而是以月亮地點方位進行判別。蘇軾在《東坡志林·命分章》中寫道：“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仆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即蘇軾把自己與韓愈雖才名全國但多遭謗譽的命運歸咎于兩人都是摩羯座。這兒的身宮“磨蝎”也便是月亮星座為摩羯座之意。
還有安全時期盛行的“本命星”、“本命曜”崇奉，也能在這篇勘文中找到。本命星是將十二地支與斗極七星相對應的一種星神崇奉體系。斗極崇奉在我國古代崇奉時刻長、崇奉規模廣，所以唐宋之際我國關于“本命星”的崇奉也是撒播甚廣，在道教典籍、陰陽雜書中都能見到。在這個勘文中，該人物生于“壬辰”年，辰支對應的便是斗極中的廉貞星。“本命曜”的曜，即為七曜的曜日，即星期的紀法，“月、火、水、木、金、土、日”，現代日語、韓語中仍持續運用這種記敘，對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敦煌歷書類文獻中常見“密日”的寫法，也便是音譯的“日曜日”即“周日”的意思。該人物生于星期三，因而本命曜為水曜日。這種源于印度的七曜歷法，其實也是一種核算祿命的分類體系，敦煌文獻中P.3081《七曜日吉兇推法》載有《七曜日生福祿刑推》就有這種記載，節選水曜日的內容如下：
嘀日（即水曜日）生人法合潔白，受香花裝束解潔，不孝順，善書算，足伎藝術，祿至三品，多被不堅，及得貴人，欽仰愛重，足道心，多分落發，射中壽。若斷回味，不殺生即得上壽，妨數妻。若二妻同居則欠好。亦妨男女，縱有只得一子，宜教別人養之大吉。
可以看出，這種七曜祿命術法的核算較為簡略粗糙，“本命曜”或許是作為一種參閱項，它的提出與其時盛行的“本命日”崇奉有必定的相關。
“本命日”的風俗。
“本命日”在描繪安全時期貴族日子的場景中很常見。依據記載，其時陰陽師與宿曜師對“本命日”的判別規范有所不同。陰陽師方面以生年的干支為準，例如藤原道長生于公元966年，干支為丙寅年，因而道長的本命日為“丙寅日”，這在他的日記（后世稱為《御堂關白記》）中屢次提到過。依據風俗，在本命日這一天，陰陽師會為他舉辦本命祭。而宿曜道對“本命日”的判別則是以生日的干支為準，如本勘文中被占卜的人，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戊申日，那么他的“本命日”即“戊申日”。兩種不同的本命日判別辦法必定會引發爭辯，依據《白寶口抄》和《阿娑縛抄》記載，法藏僧都與時任地理博士的賀茂保憲曾進行過爭辯，最終斷定的成果是，“本命宿”可按照宿曜師提出的生日干支說，而“本命日”仍以保憲提出的生年干支說為準。這或許也是這份勘文中不寫“本命日”而以其他說辭替代的原因。
“本命日”的界說不同，其本質在于祿命術的判別基準是以生年為主，仍是以生日為主。將生年干支與“本命”聯絡在一起的做法，在我國撒播已久，如《晉書·戴洋傳》記載：“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王導生于丙申年，因而本命為申。術士戴洋以為寓居環境與他的本命相克，導致他患病，所以王導移居東府，病就康復了。
唐宋時期的祿命術根本都以生年為主，俗話也有“本命年”之說。白居易曾有詩云：“夢得君知否，俱過本命年。”（《七年元日對酒》詩后注：“余與姑蘇劉郎中同壬子歲，本年六十二。”）相似上文關于“本命日”的評論并沒有在我國產生。唐初呂才撰寫《陰陽書》時就在《敘祿命》中寫道：
又案《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兇。唯建命生，法合長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
闡明時人祿命多以年月為基準，秦始皇生于壬寅年的正月，按祿命書的說法：這年生人的官運、祿運、奴婢運皆欠好，然長命，正月出世則早年不順，反而到了晚年越來越好。但了解這段前史的人都知道，秦始皇的終身正好與此相反。呂才盡管奉詔編修《陰陽書》，但關于其時祿命之說眾多，“義理古怪”的現象是持批評情緒的。
以出世日為祿命基準的做法從何時開端，議論紛紛。韓愈曾為殿中侍御史李虛中撰寫的墓志銘中有：“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酌量，推人壽夭貴賤利晦氣，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這兒的“所值日辰”是指生日和出世時辰，仍是指所值日的星斗，有不同的說法。直到紀曉嵐撰寫《四庫全書》時仍在修正對此事的定見，“余撰《四庫全書總目》，亦謂虛中推命不用時，尚沿舊說，今附著于此，以志吾過。”所以古人推命是否用“時”一向存在爭議。宿曜道以“生日”為本命的做法在其時并沒有引起廣泛的承受，退而轉用“本命曜”、“本命宿”等說法，即以出世當日所值的七曜與月亮地點宮宿為首要的勘算規范。
皇子出世時進行占卜的場景。
《符天歷》的影響。
宿曜師進行勘算的地理數據首要依據《符天歷》。《符天歷》是唐建中至元和年間(780-820)活潑的術士曹士蒍所撰，其特征是選用近歷元，“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因用于民間，又被稱為“小歷”。這部民間“小歷”在五代十國時得到了吳越國司露臺的“正式收編”，后晉的司天監馬重績又在此基礎上制作了《調元歷》。因為露臺山收藏的釋教典籍在唐末至五代的戰火中損毀甚重，露臺山的義寂大師勸吳越王錢弘俶遣使前往高麗和日本，期望謄寫露臺宗典籍，以供后人學習。吳越王依言而行，后日本露臺宗的座主延昌法師做出了回應，并差遣僧侶日延將謄寫的典籍送至我國露臺山，并進行溝通學習。其時，遣唐使活動現已中斷了一百年，中日之間盡管有交易海商可以保持根本的溝通，但難以滿意地理歷法方面的專業需求。其時統率陰陽道的賀茂保憲聽聞日延要擔任“遣唐法門使”前往吳越區域，特別向村上天皇提出了懇求：期望他能尋訪“大唐”新修的歷經和歷術。日延于公元953年抵達了吳的國都，吳越王特賜紫衣，感謝他冒著生命危險渡海送來典籍。日延在吳越國溝通學習了四年的時刻，期間還進入了吳越國的司露臺進行體系的學習，將符天歷的歷經、立成并其他書本千余卷帶回了日本。《符天歷》后來盡管并未在日本正式頒行，但作為造歷時的參閱，屢次被提及。
日本宿曜道所運用的密教占星術，其理論基礎首要來源于《宿曜經》、《都立聿斯經》、《七曜攘災決》、《七曜二十八宿歷》等文獻，而這些算法都需求可以準確算出天體方位的數理地理學。《符天歷》所載星表常數準確，且有運用近歷元便于核算的特色，因而《符天歷》傳入日本，標志著宿曜道的占星技能老練。學者細井浩志以為，至此宿曜道才算真實建立起來。
《符天歷》的影響當然不止占星技能。在現代地理學史研究中，這份可謂教科書等級的勘文也被屢次引證。在歷法史研究中，日本學者藪內清曾以為，符天歷的歷元應是顯慶五年正月三日雨水，經過歷元積日核算，這與該年的正月朔日差了兩天，其運用的積日數便是來自上述勘文。這兩天的差異便成了疑案，眾家紛說。理論上來說，顯慶五年以雨水為歲首，那么必定是氣朔相合，不應該呈現兩天的差異。因而，也有學者剖析以為這或許是因為運用了不行準確的回歸年長度導致的，也有將問題引申到《符天歷》本身的性質問題，以為作者曹士蒍深受天竺歷法的影響，《符天歷》在積日上深受《九執歷》算法影響等。直到2017年鈕衛星教授在《自然科學史研究》上宣布論文，結合其他文獻的考據與太陽方位的核算，得出成果：這兩天的差異并不存在，《符天歷》選用定氣注歷，顯慶五年正月朔日一起也是雨水。至此，關于《符天歷》歷元“氣朔不合”的爭辯得到了解說。
一份古代的星占勘文究竟有著怎樣的價值和含義，或許在今日也不能混為一談。在各種待開掘的史料傍邊，必定還有著各式各樣的驚喜，期待著今日的讀者去解讀、去重視。
